白永瑞在《韩国人的中国认识之轨迹》中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情报更为重要的是左右情报判断能力或消化能力的时代状况。对此，用笔者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有必要将朝鲜的中国认识，看成是在对中国所“已知”和“欲知”（或说期望的）这两个不同层面相互渗透的动态过程中所形成的。”
这当然不仅仅是韩国的中国认识独有的状况。在今天传媒大量输送情报同时却对情报进行深度过滤（把这种过滤仅仅视为政治权力的干预是肤浅的，即使权力的干预受到有效控制，这种过滤依然存在；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各种意识形态都在生产“欲知”的标准，这些相互对立的标准渗透到不同的人群，它们将有效地排除那些“不欲知”的情报，或者使其改变成欲知的状态）的情况下，进行“客观的研究”比想象的困难。问题不在于情报的多少，而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利用情报进行“客观的认知”：这意味着我们是否有能力识别情报在哪个层次和哪些环节上被过滤和变形，它被过滤掉的那些信息意味着什么。所以，客观认知绝非追认既定的情报（文本），它是一种大于自身价值取向的精神活动。不具备价值取向和仅仅忠实于自己价值取向的人无法进行客观认知，因为前者只能追认既定的文本，后者则只认可他所接受的部分。而现实，却永远比所有的价值系统更复杂，这也是客观认知何以必要的原因所在。
孙歌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